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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一文原载《文物周刊》第93期,《夏鼐文集》未收,学界基本上未曾给予关注。《夏鼐日记》中记载了该文的撰写缘起及发表始末。整体而言,夏鼐对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向达抄录的题识评价甚高。该文采用"互证"的研究方法,对《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进行补正,力求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反映了夏鼐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该文为相关研究提拱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敦煌洞窟编号等重要问题,夏鼐文中提出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的主要材料是抗日战争期间夏鼐在敦煌考察、发掘所得,反映了他不怕困难、忠于学术的精神,亦反映了他与向达、劳斡交谊的点滴。作为一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新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 ,夏鼐对敦煌学的发展出了重要贡献。西朱村曹魏墓葬(M1)为长斜坡墓道明券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共出土遗物4余件,包括刻铭石牌。据墓葬形制、规格和出土遗物判断,墓主人应为曹魏时期的皇室成员,这为研究该时期高等级墓葬的葬制了重要。曹魏正始五年《石门铭》所见郎中、司徒从掾位,即魏晋史籍中被称为王、司徒吏的群体。王、司徒吏与九品中正制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群体应该渊源于汉代察举与辟召制下的三署郎、公府掾。魏晋时期,伴随着自身原有职掌的丧失,他们常受命承担一些临时性职使,活跃于地方政事务中。由于具备了虚衔化的特征,王、司徒吏又常被用作赐,由此人数急剧膨胀,成为僚体系末端的一个特殊群体。木工司马一职是曹魏时期伴随着材校尉而创设的,当时又存在着以都匠冠于衔之前的职衔组合,《石门铭》所见都匠木工司马恰反映了这一点;当部匠司马则是隶属于系统的工匠。这两类职的存在表明,当时对工匠的管理引入了事化建制,一如屯田系统。《石门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本文对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2世纪边地民族研究中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他对土族神箭崇拜与神鹏信仰习俗、凉山安宁河流域大石墓、嘉绒藏族民间文化、边地民族法律、彝族传说、边地农具、地震史等问题的 发现、记录和研究在边地民族研究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与学术价值。本文同时认为,庄学本田野考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2世纪上半期人类学发展的学术思潮,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梳理3处商周家族墓地出土族徽铜器材料,将族徽铜器墓葬分为单一族徽墓葬、复合族徽墓葬、混出族徽墓葬,进而将商周家族墓地分为单一族墓地、两族共用墓地、多族共用墓地三种类型,认为其所反映的族组织类型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一父系血缘团体,通常由两三代有近亲关系的几个核心家庭组成;另一种由二三个不同血缘的族氏组成,内部分为本族、分支、其他族氏三级结构。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代表着一种生死轮回观念;鱼作为生死轮回的媒介,引导灵魂重生;上古传说中颛顼、后稷化身为鱼,死而复生的故事,为鱼作为生死轮回的媒介的观点了文献的支持。本文对《邙洛近年出土冯聿、源模、张懋三方北魏墓志考略》一文所公布三方墓志在隶定、句读方面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校正,并补足其八处阙文,以利于学界进一步研究。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阳县高寨乡发掘围坡田洞、观音洞、仓口洞、幺罗寨洞4处岩洞葬,出土海贝、料珠、铜钱、陶片等文物,初步确定其为花仡佬遗存。陵坡墓地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的墓葬群,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墓地的性质,以往学界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相持不下。本文立足于全新的考古,阐明墓地位置与选址特点,重点分析和讨论了墓地的布局与年代及商周时期"四条墓道"大墓的等级制度。认为墓地墓位是按照"自上而下,大墓居中"的原则来安排的;起始年代可能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废弃于西周晚期;商周时期四条墓道是王墓的常制、规制,其他 不能随意轻易设置,但或因某种原因可以获赐配享,不过形制和王墓墓道有别,据此排除了陵坡墓地"王陵说"的可能。 从墓地形态、墓葬等级与葬俗特征方面,结合墓地地望与文献记载,判断墓 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设,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大道中段(西安邮电大学南88米处),唐代香积寺旧址北约3米处,发掘古墓葬6座。其中一座唐代墓葬(编号M2),为坐北朝南的竖穴墓道土洞墓,虽被盗扰严重,仍出有瓷器、陶器、骨器等13件(组)随葬品及墓志1合,确认墓主为大中十一年(857年)燕国太夫人李氏。志文记载详细,内容丰富,由此揭示绛郡李氏由来,李夫人诸祖、其夫窦佐及其子嗣乃至扶风窦氏职迁转之史实,晚唐时期窦、李一系姻亲关系,及所反映世家大族相互联姻的社会历史现象等,补充了晚唐时期平判入等的等次划分有关规定,有证史、补史之重要价值。另外,确认了唐代皇甫村的位置,对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也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