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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梳理南阳已发现的12座汉代彩绘画像石墓的基本情况,总结南阳汉代彩绘画像石墓在时代、分布、彩绘内容、彩绘方法、墓主人地位等方面的特点,并就彩绘画像石的主要设色分析色彩在生死观念、升仙、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三方面的象征意义。商周时期,吴、越两国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新成立后,随着考古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商周时期吴越地区青铜器的面貌和特点有了逐渐清晰的认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若干着录于外文文献中具有吴越风格的青铜器进行了逐一介绍,并结合考古发掘进行了相关讨论。这些青铜器包括悬鼓环、三足壶和方卣,时代分属春秋晚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悬鼓环以人物雕塑为装饰,三足壶以吴越地区的陶器为原型,方卣则是对中原地区青铜方彝的模仿和改造。这些对于廓清吴越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整体面貌、探讨吴越地区商周青铜器的特点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登封窑包括颍阳、君召、石道、大金店、白坪、徐庄、宣化、大冶等8个乡镇,面积约5平方公里。河南登封地区古代瓷窑址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年代、性质等较为清楚和一致,以"登封窑"的名称对登封地区的瓷窑址统一命名,比较合适。本文考察了《殷周金文集成》第9894号铭文《戍铃方彝》现存的三种摹本,对三种摹本的铭文字形进行了比较和论证,对几个难识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整篇铭文尝试进行了通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道教造像十二件,主要在二十世纪初入馆。这批造像的时代范围从北魏延续至明代,大部分是石质,个别为瓷质。造像多数带有题记铭文和发愿文,具有明确纪年,反映了道教造像的发展历程。通过对河曲坪头遗址前后两期房址的建筑技术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地区窑洞式建筑在窑跨、门洞、防潮技术、白灰烧制及涂抹技术、火塘周边装饰手法等建筑技术方面的承袭发展。通过对房址进行建筑力学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先民对黄土窑洞结构力学的稳定性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 对房址白灰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及碳十四测年,扫描电镜分析显示:后期房址白灰烧制技术比前期提高 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在营口市鲅鱼圈区天瑞水泥厂发现的汉代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墓葬38座,其中砖室墓4座。砖室墓均有绳纹砖建筑材料的现象,均有东向墓道,多数墓葬墓室底部铺砖均呈人字形。墓葬规格相差不大,由于破坏较严重,人骨已不存,葬式葬俗均不详,有用木棺的现象。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器形有罐、壶、钵、奁、灶、釜、甑、俑等,另有石器、铜器、铁器等。其中发现的陶俑,高度写实。砖室墓年代可以推断为两汉之交,或可晚到东汉初期。该批墓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对于研究两汉之交中原文化和辽东郡平郭县一带的东北土着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旧称"微盂"、"微斝"的两件西周早期铜器,乃是卫康叔直系后裔所作的祭器,祭祀对象即卫国的始封君康叔封。以往学者多将器主名误释作"微"。实际上,该字应释读为"髟",综合国族、时代及文字通等因素来看,其人很可能就是第二代卫君、康叔之子康伯髦。清华简《系年》称周成王、周公迁殷遗民于洛邑,而封卫康叔于"康丘",与沬土簋铭文记载的"诞令康侯鄙于卫"为同一史事。至于卫人自"康丘"徙居"淇卫"之举,则应该发生在康伯髦之世以后。16年4月,因当地进行新农村建设,在江西省吉安县吉州窑窑门岭窑址堆积东南发现一处窑业遗存。遗存出土瓷器的釉色种类较为丰富,有青白釉、白釉、酱黑釉、绿釉、黄釉、龙泉青釉等,器物造型多样,以烧造日常生活用器碗、盏、碟、枕等为大宗。从产品的釉色品种、组合,器物的造型、装饰、烧造特征分析,该窑场是一处北宋中晚期以烧造青白釉和绿釉瓷器为主的综合性窑场。鉴于吉州窑是宋元时期以烧造黑釉和彩绘瓷为主的综合性窑场,该遗存的发现,尤其是早期青白釉和绿釉瓷的发现,丰富了吉州窑的内容,对吉州窑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封佑国寺塔俗称铁塔,又名宝寺塔,创建于北宋皇佑元年(149年),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琉璃砖塔。本文以佑国寺塔为主要研究对象,试从建筑的角度,对该塔的建筑形制、内部结构及细部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在建筑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 ;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辿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 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